他们为什么不辞职

Mon, 02 Jul 2007 02:01:46 GMT

近段时间，山西黑砖窑事件余波尚存，全国的声讨犹在，但是已经不可挽回的走出了舆论中心区域，开始慢慢沉寂。前些天来，一直要求政府官员辞职的声音也渐渐淹没。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官员的忍耐力远远比民众要强的多。整个事件中，山西地方政府虽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但稳如磐石。任你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风潮过后，除了一个严格意义上并非国家公务员行列的村支书“惨遭双开”，还有省长“应景”般的检讨道歉外，谁也没有因此事而丢了乌纱帽。当然就更别提有谁会主动辞职了。

辞职，或者更为形象的说法，辞官，在当今中国官坛上，几乎是凤毛麟角之事。中国的官只有越做越大的，却极少做小的，如果有，就被视为不正常之举。这种只能上不能下，已然是中国特色官员之路。

一

“天赋人权”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精髓和源泉所在。在西方，这种天赋人权其原始根由在于限制人间的王权。几百年前，法兰西的精英们是在囚禁了他们曾经至高无上的王后开始将天赋人权刻在石碑上，同时也刻在法兰西民族心中的。这群秉持自由主义的社会精英们视权利为民众共有，每个人都与上帝同在。他们甚至学会了与他们的王、他们的贵族进行了契约式的约定。所以，他们的权利变成了民众让渡给政府，政府代表民众行使。既是“让渡”，就可收回。所以，西方国家人民收回“让渡”之日，便是官员辞职之时。一切都是按着西方的逻辑合理进行着。

古老的中国似乎也有“天赋人权”。帝国优秀的儒子董仲舒宣称“君权神授”，神即是天，君仍是人。只是天授予是君统辖人的权利。在众生与天之间横亘着一个君王。况且，君是天之子。所以天赋人权即是父赋子权，而众生又是君王的子民，也就是说天与众生差着两个辈。而作为君王代表的官员，施行的是“牧民”职责。犹如替地主老财看羊的羊倌，只要对“地主”负责即是，总不至于还要向羊负责吧。中国官员一向以父母官自称，这正式契合了他们的身份，官管民，是一种公权力，父管子，又是一种私权力。双重权力管辖下的公众，怎么能叫“官父”辞职呢。

另一方面，按照国内有关文件规定，政府官员在递交申请后，能否真正实现辞职，个人没有决定权，是要由党委(党组)集体研究作出的，其决定包括“同意辞职、不同意辞职或者暂缓辞职”三种形式。可是，按照常理来讲，一个人担任一项职务，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干了，无论如何都应该尊重他个人的这个选择，不应该强迫他继续任职。但是，按照上述规定，显然，中国大陆目前的政府官员是没有这个自由的。

权力的上行赋予是导致官员无需向民众负责。因此能让官员辞职的只可能是他们的领导和上级。山西黑砖窑事件，其实可以这样演绎：牧羊人为了多产羊奶，虐待了一群羊，甚至把一群幼羊也关起来挤奶。这件事被其他的羊知道，捅了出去。结果全国的羊群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辞退牧羊人，牧羊人在一片唾骂声中猛然看见主人镇定地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于是也就镇定自若了。因为主人觉得牧羊人挤奶就是多，也就不再理会羊群的愤怒。

二

据说，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荫权首次赴京向中央政府述职，在与国家主席胡锦涛握手时，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会好好打好这份工。旁人愕然。

一句话折射出了与内地官员迥然不同的心态。从香港公务员底层打拼最终贵为特首，原来不过是一份养家活口的工作而已，全然没有内地官员战战兢兢的为人民服务的神圣。

而说到底，这一份洒脱并不是完全属于曾荫权个人的。众所周知，香港是深受英伦文化浸润的，官场文化亦然。做公务员，只是为了有一个展现自我，服务社会的机会。除了公务员身份外，他们还有着其他更为重要的身份。比如说，美国加利福利亚州长阿诺施瓦辛格是演员、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是作家、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是律师。如果说西方高层政治还有像肯尼迪这样的政治世家的话，那么基层公务员就更是显得身兼数职了。这犹如他们在做着的是一份兼职工作。做得好继续做，做得让人不满意了，就辞职了。因为他们不是仅仅靠着做公务员来养家糊口。所以，辞职就如他们换一份兼职这么轻松。

中国似乎没有这么轻松和洒脱。“士、农、工、商”自古以来，作为四种不同社会等级，其实也将仕作为了一种职业划分。做官是一种职业。“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人是将做官作为其最终目标了。“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这句古话应该有个注脚：书生若是不做官，便百无一用了。因为在他们的人生轨迹中“读书——做官”是唯一的。

现在的中国官员显然承袭了这样的状态。官员是视为官为自己的唯一职业。他们除了为官，似乎已经没有时间再开辟第二职业了。所以，他们要靠为官的收入维持生活，即他们是全职为官。假如因为一件事情就主动辞职，就要面临失业的风险。不当官，就只好“回家卖红薯”了。试问，不到万不得已，谁会有主动辞职这样断后路的念想。

三

前些日子放映的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有一个镜头：大雪纷飞的夜晚，嘉靖皇帝念起“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身边的太监问他是不是想起胡宗宪了。嘉靖感慨，严嵩父子不争气，害得眹连胡宗宪这样的人才都不能用。

胡宗宪的悲剧在于，他是严嵩提拔的人，天下人都视其为严党之人。纵使朝廷清流也认为其能识大体，也纵使其有平定倭患的盖世功勋。只要严嵩一倒台，胡宗宪也必定跟着遭殃。所以纵使嘉靖皇帝想用他，也只能徒呼奈何。

这样的悲剧，在于中国官场可怕的逻辑：一黑全黑。胡宗宪唯一的黑点在于他是严嵩提拔的，纵使他不是严党的人，这一点还是无法抹去的。一黑全黑，他也再无重见天日的一天了。

黑砖窑无官辞职，似乎符合这样的逻辑。我不辞职，熬过了这阵，什么责任都没有了。一旦辞职，等于向全天下人声明，自己在这起事件中是失职的。这等于给自己的为政履历上抹上了一个黑点。那将来能否再用，似乎是成了一个大问题，恐怕是不能重见天日了吧。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无人敢辞职，还在于目前国内缺乏对于辞职的正确认识。我们来看看同是大中华文化圈的港台，他们对于辞职的认识显然要理性的多： 6月15日，台湾发生一起火车相撞事故，造成4死17伤的事故。主管的台湾铁路管理局宣布将对每位遇难旅客赔偿新台币500万元，并负担受伤旅客的医疗费。同时迅速展开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人为疏忽造成的事故。台铁现任局长陈峰男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向交通部长蔡堆请辞。四年前，2003年3月7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由因为自己在财政预算案公布车辆调高汽车首次登记税税率前购买新车一事，受到舆论的广泛攻击，面临他从政以来最大的危机，他次日即向特首董建华请辞，并在电视上向全港市民致以最诚恳的歉意，公开承认自己“无意中”违反了《问责制主要官员守则》的部分条文，“没有避嫌”地在加税前购置了一辆豪华房车，节省了数万元税款，表示愿意向公益金捐出所“逃”税款的双倍款项。后来梁又在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就此事件始末作出详细交代。

他们不需要辞职，只要他的上级没让他辞职；他们不能辞职，因为他们还要生活；他们不敢辞职，一辞职等于往自己身上抹黑。所以他们不辞职，甚至不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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